一、現實挑戰(zhàn)中的茫然

　　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中國企業(yè)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來自于世界性的經濟變化，來自于中國自身的結構轉型，來自于網絡和電商的技術發(fā)展，來自于國家政策的宏觀調整。但是，身處其中的企業(yè)家，往往把這種挑戰(zhàn)看作是獨特的，不容易看到其中的共性。有必要指出，這種挑戰(zhàn)是整體性的。

　　所謂整體性，是指中國企業(yè)可以看作一個完整的研究單元。很多人都認為，每個企業(yè)都是獨特的，例如，進入五百強的巨型企業(yè)，同街頭的夫妻小鋪顯然不一樣;有著政府權力后盾的國企，同只能在商海中求生的民企，所依賴的資源差別巨大;有著總部大樓的企業(yè)，同租借兩間門面的商戶，發(fā)展戰(zhàn)略在根本上不同。漢語詞匯沒有單數復數的區(qū)分，所以，一說企業(yè)，人們往往會看到“這一個”，而看不到“企業(yè)界”。因此，人們對中國企業(yè)的整體認識，除了那些冷冰冰的數據外，迄今還非常模糊。以企業(yè)文化為例，至今談到這一問題的，往往是把那種只觸及到皮毛的現象羅列當作經典(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模型)，而很少深入到內核考察。

　　在這種挑戰(zhàn)面前，我們有必要向企業(yè)家提出兩個問題：你們了解中國的企業(yè)嗎?了解你自己的企業(yè)嗎?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有助于企業(yè)的轉型。

　　可能有些老總不以為然，有可能我對全國的企業(yè)不了解，難道我連自己的企業(yè)也不了解?對此，千萬不可自負。例如，一般情況下，最熟悉未成年子女的莫過于父母，但父母對子女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恐怕也得畫個問號。更重要的是，根本意識不到自己不了解的，甚至把這個問題不當問題的，也大有人在。在官方和民間、總經理與員工之間，這種不了解恐怕更嚴重。有一件事情，可以作個旁證。一個專門研究艾滋病問題的學者曾經談到，河南某地的艾滋病上訪者，當衛(wèi)生部接待人員問他們最重要的訴求時，回答是房子破漏，要求幫他們修房子。官員和學者可能在當時都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的份量，覺得這樣的小事值得進京上訪嗎?等這位學者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實地調查后才發(fā)現，當地傳統(tǒng)，鄉(xiāng)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給兒子娶媳婦傳宗接代，而要娶媳婦必須有房子，所以房子就是關系子孫后代的大事，許多鄉(xiāng)民拼上性命也要建房，甚至認為用命來換房子都值得，“賣血”多與“蓋房”直接關聯。所以上面請他們提出最重要的訴求時，當然要說房子問題。這些沒見過大世面的鄉(xiāng)民打死也不會相信，在他們心目中無比重要的房子問題，在上面人看來是那么瑣碎，而且接待者的誠懇又掩飾了上面對這個問題的不屑。雙方的溝通和了解，一開始就誤入無意識的歧途，且都不知道對方的誤解。只有了解到“房子>性命”的概念，才有可能校正這種誤解。而這種了解，靠民眾或者靠官方都不可能實現，只能依賴局外人來研究。

　　企業(yè)家在現實挑戰(zhàn)中的茫然，來自于對企業(yè)的不了解，包括對自己企業(yè)的“燈下黑”。即便是那些熱衷于企業(yè)文化建設、本身就在從事企業(yè)文化工作的人，也有可能對文化現象背后的“無意識”不甚了了。所以，在社會變化面前，在新的挑戰(zhàn)面前，只能依賴有意識的經驗、智慧和直覺，依據可以統(tǒng)計的數據和可以計算的資源來決策，即便覺得這些依據仍然不足，也只得一咬牙一跺腳就這么定了。不可能考慮無意識因素(能考慮到就不是無意識)，頂多只是抱怨現在的不確定性在增加。

　　由此看來，企業(yè)文化盡管已經是老生常談，但還是值得深究。

二、基本假設是什么

　　很多書籍、論文都說到企業(yè)文化，其概念、定義極多。說到底，文化這個概念，是從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引進到管理學的，所以，我們還是從文化人類學的鼻祖、英國的泰勒(Edward B. Tylor)說起。在他的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對文化給出了如下定義：“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原始文化》重譯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泰勒確定了文化研究的兩大主題：一是諸多文化可以采用普遍原理進行研究;二是文化發(fā)展的每一階段都是前一階段的產物，并影響未來發(fā)展的進程。后來的文化研究者，一般都在泰勒的定義基礎上加以發(fā)揮或者界定。盡管在學界對文化有廣義、狹義的爭論，但一般人都認為，文化的核心是相對穩(wěn)定的價值觀。研究組織文化的學者，也多以價值觀的差異來區(qū)別不同的文化。

　　埃德加—沙因(Edgar H. Schein)比別的學者更進了一步，他也承認別的學者所論證的文化現象，如各種人為事物和價值觀，但不同處在于，沙因提出了一個別的學者沒有提到的更的文化概念——基本假設。在沙因的文化概念中，企業(yè)文化分為三個層次：有形的、意識的、無意識的(見沙因《企業(yè)文化與領導》，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版;另一譯本為《組織文化與領導力》，其翻譯略有不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所謂有形的文化，是指各種人為事物(Artifacts)，這是各個企業(yè)不同文化的初級層次，包括物品、技能、藝術、可視可聽材料(如廠訓、口號、文件等)，這是精神的載體和符號，具有可觀察性，人們一般通過這些人為事物來認知和理解企業(yè)的精神。所謂有意識的文化，是指價值觀(Value)，它強調的是“應該”而不是“實際”，這是研究企業(yè)文化的人最為重視的，是組織行為的準則。但是，價值觀是顯現的并且可驗證的，企業(yè)的物質環(huán)境和社會口碑會時時驗證企業(yè)的價值觀，只有經過反復驗證的價值觀，才能構成企業(yè)的信念。所謂無意識的文化，是指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即支配企業(yè)行為的無形的、前意識的信條，這些信條當事人自己意識不到，而是作為一種“理所當然”、不假思索、條件反射式的東西支配著當事人的思維和行為。沙因說：“總之，我認為無論在哪一層次上，‘文化’是指：由一些基本假設所構成的模式，這些假設是由某個團體在探索解決對外部環(huán)境的適應和內部的結合問題這一過程中所發(fā)現、創(chuàng)造和形成的。”

　　沙因在文化研究上的杰出貢獻，就是注意到了基本假設層次并展開相應探索，這一點使他超越了其他學者。在一定意義上，沙因是管理學領域的弗洛伊德，他所進行的研究，其實質是對企業(yè)組織的精神分析;他要揭示的，是企業(yè)文化的無意識或者前意識。作為企業(yè)家，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企業(yè)，只有進入基本假設層次，才可能深化，否則，了解到的往往只是皮相，還有可能把表象當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