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的內容，而是信念本身已經缺失了;不是大家不知道如何成為一個卓越的人，而是沒有人再追求卓越;不是沒有人不知道應該做一個好人，而是大家不明白為什么我們要做一個好人了，沒有充分的理由與充足的動力了。學習雷鋒能解決的，僅僅是前者，而非后者，當根基不存時，學習雷鋒就只是一個口號而已，不具備任何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在一個社會分工不明確的時代，做好人好事是一個沒有任何歧義的概念，操作簡單便于執(zhí)行。然而在一個社會被分化為各個不同的領域的時代，做好人變得不僅需要意愿，也需要相應的智識能力。單純的好人只能留在私人領域去做，可是私人領域的空間其實很有限。在政治領域，一個政府最大的美德可能恰恰是不要想著做好人好事，才反而最有利于全體大眾。這個標準太高，還是想想怎么盡忠職守，把自己應盡的責任履行好吧。在經濟領域亦然，如果企業(yè)家的資金都用來做好事而不能轉化為資本繼續(xù)創(chuàng)造利潤的話，只怕也不利于社會經濟的整體發(fā)展。巴菲特在成為世界首富之前并沒有捐過錢，因為他覺得資金只有在他的手里才能夠發(fā)揮最大的效用。當然他后來承諾捐出全部身家的85%，而他這樣做顯然與學習雷鋒的關系不大，而是與西方整體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

　　由此可見，在今天號召學習雷鋒，無論是從目的上還是手段上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失德問題都難有成效。

　　最后，如果這個舉動僅僅是沒有成效，或許并不值得我們花費如此大的精力來討論，反正政府做的沒有成效的事情也不差這一件了。問題在于這種由政府出面呼吁德性的方式本身蘊含著執(zhí)政者對于道德自身乃至其執(zhí)政職能范圍的理解與定位，可怕的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在認定這樣做是合理之后還會做什么。

　　第一，這意味著對于市場經濟的理解有問題。從“房地產商應該留著道德的血液”到“跌倒老人攙扶條例”再到“全社會學習雷鋒”，體現(xiàn)的是同樣的邏輯，即資本和道德，特別是傳統(tǒng)的舍己為人的道德，毫無疑問的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的，這是任何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存在的矛盾，從亞當斯密開始就一直嘗試解決這個問題，或許這個問題如何解決一直見仁見智，但起碼有一點應該是能夠達成共識的，就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社會必須尊重理性人追求合理的利潤最大化，所以房地產商道德與否與他們的利潤率高低沒有必然關系，當政府把房價居高不下的責任推到房地產身上時，就意味著政府撇清了自己的責任。一旦缺少了這種最基本的尊重，就意味著個體的財產權是潛在的受到威脅的。當?shù)赖碌拿弊涌墼谄髽I(yè)家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