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關于“新常態(tài)”的表述，對現階段中國經濟走勢的客觀基礎作出了新的研判，提出了經濟發(fā)展新階段對發(fā)展動力新的要求，也預示著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新的方向，因此引發(fā)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基于對我國經濟發(fā)展的現實背景和宏觀經濟基本走勢的判斷，作為基層工作者要在當前新形勢下，判定方位，理清思路。

　　新常態(tài)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我國在經歷了過去30多年將近10%的高速增長、總體上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不僅發(fā)展面臨的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資和資本擴張為主導、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勞動年齡人口和資本積累率的下降使?jié)撛谠鲩L率降低將成為必然趨勢和常態(tài)，而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產能過剩、財政金融風險加大和資源環(huán)境承載能力減弱等幾個因素的疊加，都使得經濟不可能再維持此前的高速增長。也就是說，減速或換擋是經濟發(fā)展內在因素導致的必然結果。更為重要的是，與前期增長減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減速主要源于經濟基本條件變化帶來的結構性因素，而這種減速也不能繼續(xù)簡單地沿用過往凱恩斯主義的總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態(tài)意味著宏觀調控思路的轉換。除了原有的總量平衡外，結構調整、預調微調、防范風險和穩(wěn)定預期將成為宏觀調控的“新常態(tài)”。適應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后中國新領導層在對現階段體制改革和經濟形勢特征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斷基礎上，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內涵、目標、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創(chuàng)新。中央的界定了“以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和規(guī)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這與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區(qū)別;中央提出“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yè)、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但是沒有把產業(yè)、價格政策放在宏觀調控體系之內，這表明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職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在宏觀調控的目標方面，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穩(wěn)”字當頭，并提出“上下限”論，體現了底線思維的宏觀調控方針。在宏觀調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來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政策思路從過于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向更加重視結構調整轉變。與此相適應，在政策工具方面，從“全面調控”向“定向調控”轉變，瞄準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確定調控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工夫，根據不同經濟部門和區(qū)域實際采取更有針對性的精準調控方式。

　　面對新常態(tài)，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企業(yè)，都需要調整心態(tài)，適應新的環(huán)境，正如所說的要有“戰(zhàn)略上的平常心態(tài)”。新常態(tài)標志著持續(xù)高速增長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意味著經濟增長總量指標的重要性下降，也預示著長期以來唯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淡化使用，這將改變過去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的偏好與思維定式。政府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于廣義的發(fā)展如社會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建設、醫(yī)療教育等方面，強化中央所提到的公共服務、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環(huán)境保護等職責。對于企業(yè)來說，在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的年代，勞動力等低端要素不再是競爭優(yōu)勢的決定因素，過去依靠拉關系、走后門等尋租行為獲取資源的機會成本或難度也加大了，創(chuàng)新和研發(fā)成為企業(yè)生存和發(fā)展的關鍵，價值的創(chuàng)造才是企業(yè)立足的基礎，因此大多數企業(yè)都要面臨轉型升級。

　　【篇二】

　　近期在鄉(xiāng)黨委政府的組織帶領下，我們學習了如何適應“新常態(tài)”。官場的“新常態(tài)”對于我們基層人員的從政品德和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種狀態(tài)不是一陣風，因此要對新常態(tài)充分認識，堅定信心，不應該抱觀望和應付的態(tài)度。

　　“新常態(tài)”是一種新的正常狀態(tài)。之所以說是“新常態(tài)”，就是說這種狀態(tài)不是一陣風。這種“新常態(tài)”，將是領導干部從政新的基本環(huán)境，因此也就形成了對領導干部的基本的底線，不能違背和僭越。當然這種“新常態(tài)”也是會變化的，但是其變化只能是對領導干部的要求更高、更明確，而絕不是相反。現在仍有少數人對于這種“新常態(tài)”持猶疑、觀望、猜測的態(tài)度，認為中央這樣的嚴要求不可能持續(xù)太久。這種判斷一方面是出自于以往的所謂“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利益關系而懷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愿望，其實這實在是低估了中央的決心和勇氣，也沒有認識清楚信息化時代人民群眾高度的反腐敗積極性和中央堅定的反腐敗部署之間的緊密互動、互相促進效果。實際上，清楚的事實正擺在面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全面徹底地治理腐敗的頑疾，既抓“蒼蠅”又抓“老虎”，既抓小事又抓制度建設，既把腐敗

　　分子關進監(jiān)獄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樣的反腐就絕對不是選擇式、運動式和有退路的反腐。如果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沒有一個完全的改觀，“新常態(tài)”沒有完全穩(wěn)定和充分到位，中央在這方面的推進是絕不會停止的，何況這已經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和絕大多數領導干部堅定的支持。

　　反腐敗帶來的官場“新常態(tài)”，切切實實地向領導干部們提出了新的要求。權力行使要有明確的邊界和規(guī)則了，監(jiān)督無時無刻不在了，以致有些領導干部私下里感慨現在工作不好做了，因此出現了消極應付的現象。這種不作為心態(tài)正是對官場“新常態(tài)”不適應的典型表現。當然，在官場“新常態(tài)”下工作確實要求高多了，所以暫時有所不適應也還可以理解，但是一味抱怨的態(tài)度要不得�！袄悟}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作為領導干部，應該善于從長遠看問題，并且善于從自身找原因，要看到自己同黨和人民要求之間的差距，及時調整心態(tài)，盡快學會在這樣的“新常態(tài)”下開展工作，實現自己的“轉型升級”，爭取在新的條件下、按照新的標準要求，有更大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