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公平性遭質(zhì)疑

　　然而，這一項涉及成百上千教師收入的績效考核，其考核機制，似乎陷入了監(jiān)督機制完全缺位的境地。

　　就教師收入水平、獎勵性績效工資等問題，重慶青年報記者致電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委”)，對方回應稱，重慶市各個區(qū)縣水平均有差異，該問題并不好講清楚。

　　“重慶市并沒有就這部分獎勵性績效工資制定統(tǒng)一的考核標準”，教委稱，各個區(qū)縣、各個學校的情況不同，收入水平也有不同，考核方案必然也會有相應的調(diào)整。

　　只是，各個學校管理層作為方案調(diào)整者，更是對相關(guān)問題諱莫如深。

　　帶著問題，記者向重慶市九龍坡區(qū)兩所中學就教師工資問題提出采訪請求，其中一所學校的工作人員表示，會請示校領(lǐng)導，便不再回復。另一所學校楊家坪中學則兩次回絕了記者，稱不會接受采訪。

　　3月24日，記者帶著錄音筆來到重慶市求精中學，來到該校行政樓時，校長龐靜正在會議室開會，行政人員表示，校長將開一整天的會議，拒絕接受相關(guān)問題采訪。

　　當被問及學校如何制定浮動性績效工資考核標準的時候，一名老師說，“全校先要征求意見”，包括全體老師，“決定的時候就由教代會來定”。剛剛回到辦公室的那名行政人員則稱，“教代會包括各個層面的老師，大多數(shù)是一線老師，班主任什么的都有”。

　　大學城一中黨委書記余元明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也以教代會一筆帶過，并未說明具體考核標準。然而，這種說法并未受到一線教師的認可。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表示，學校在制定浮動績效工資方案時是過教代會，“只有部分老師”參與，“肯定有很多都是學校的中高層”，大多數(shù)不是一線老師，普通老師的發(fā)言權(quán)存在很大的問題。

　　在學校管理層集體沉默背后，考核標準不明晰和不透明，部分學校這份事關(guān)教師利益的考核文件，從未在普通教師手中保存。

透明、民主或破題

　　早在績效工資政策開始實施初期，便有許多學者、專家對此發(fā)表看法評論。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曾著文稱，“由誰來評定績效，這就是績效工資制能否得到有效實施的關(guān)鍵所在”。

　　相比于績效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熊丙奇更看重中小學中有無民主管理、決策的制度與程序，即是說在績效工資的評價中，應在標準的制定、標準的執(zhí)行、評價的周期上，建立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充分聽取意見，民主決策。

　　熊丙奇指出，實施績效工作出現(xiàn)的問題，也是一直困惑我國中小學發(fā)展的基本問題。學校沒有實行校本管理，教師和學生的權(quán)益，在行政力量的擠壓下，難以得到保障。

　　曾有人指出，30%的獎勵性績效工資分配方案由學校制定。結(jié)果是，誰有權(quán)，誰說了算，誰就在獎勵性績效工資的分配中占了優(yōu)勢。為了通過績效考核方案，校方召開的教代會參加的除了校領(lǐng)導和中層，還有年級組長、教研組長等，其他的普通教師并沒有參加。

　　其中的啟示是，“增加教育投入，只是解決教育問題的一方面，如果教育制度不進行改革，增加的教育投入，可能被教育中的權(quán)勢階層瓜分或者亂用。”熊丙奇表示。

　　西南大學教育學部的王德清教授在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稱，績效工資政策實施以來，對于如何分配一直存在爭議，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70%的固定績效所占比重太大，因此靈活性較差;而剩下浮動的30%部分又存在考核標準的問題，一些領(lǐng)導干部在制定方案的過程中，“難免就會把與其工作相關(guān)的考核權(quán)重加大，最后分到普通教師身上的錢就比較少”。

　　王德清還進一步指出，學校在制定獎勵性績效考核方案時，民主性不夠，“領(lǐng)導干部工作所占權(quán)重大，一線教師付出很多勞動，卻感覺得不到相應的報酬”。

　　在解決績效工資分配問題上，王德清認為，固定績效和浮動績效的比例不合理，或還有待調(diào)整;其次，制定浮動績效考核標準時，學校應該發(fā)揚民主，并公開、明晰說明如何考核，也是重要問題。